在探讨武侠的内涵时,我们不难看到其中所蕴藏的许多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思想和行为准则。究其原因,侠文化的形成,是与产生武侠的社会土壤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道、墨的学说主张难免成为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刺客与游侠也未能除外。比如儒家提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道家提醒人们不要与政府同流合污,是一种逍遥作风。而墨子提倡“兼爱”,主张牺牲个人、兼爱他人。今日学界普遍认为,墨子所说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就是最早的武侠的精神。不可否认的是,先秦诸子倡导的思想影响了此后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它令强者想行侠,弱者想遇侠,经久而不衰。从先秦至汉唐,各具个性的侠客形象不断出现:郭解、红拂、李靖、虬髯客等侠客继承了先秦之侠重义、无畏、无私的精神;而在南宋偏安、民族危难时,侠所重的“义”又发展成了为国为民,也即从“小义”变成“大义”,从“私义”变成“公义”,侠客们的人生境界也大大地得到升华。比如晚清时,国家内忧外患,霍元甲及其精武门在擂台上展现了民族英雄的气概。虽然其结果让人唏嘘,但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那一声不做东亚病夫的怒吼,还是惊醒了昏睡中的万千中华儿女,激励他们顽强斗争、抵抗外侮。 谭嗣同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认为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首先流血的人,“请自嗣同始”!他放弃了逃命的机会,为了国家变法富强而留下来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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